甘宁家族的籍贯变迁

陈寿在《吴书》中称甘宁为“巴郡临江人”，即益州出身，却未提及其先世所在。

甘宁字兴霸，巴郡临江人也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东吴国史作者韦曜称甘宁“本南阳人，其先客于巴郡”，即甘宁祖籍荆州，之后客居益州。相较陈寿，韦氏的论调便完善许多。

宁本南阳人，其先客于巴郡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不过严格来说，韦曜的论调也不够严谨。按《晋书 甘卓传》，传主是甘宁曾孙，同时也是“秦丞相（甘）茂之后”。可知甘宁先祖可追溯至甘茂。

甘卓字季思，丹阳人，秦丞相（甘）茂之后也。曾祖（甘）宁，为吴将。--《晋书 甘卓传》

按《史记》，甘茂出身下蔡。两汉时代，下蔡旧属沛郡，隶豫州；后划入九江，隶扬州。照此描述，甘宁先祖实际经历了自长江下游（扬州九江）迁徙至中游（荆州南阳），又由中游（荆州南阳）迁徙至上游（益州巴郡）这样一番变迁过程。

（甘）茂者，下蔡人也。--《史记 甘茂传》

（九江郡）下蔡，故属沛。--《续汉书 郡国志》

按彼时传统，流寓侨人落户新土，数代之内便会改移籍贯。便如甘宁仕吴时以侨人自居，但至其曾孙甘卓，便成为“丹阳人”（见前文注引《晋书》），籍贯从益州变为扬州。

类似案例还有张昭（籍贯徐州彭城）曾孙张闿、薛综（籍贯豫州沛郡）之孙薛兼，此二人在《晋书》中皆被称作“丹阳人”。可知士人后裔一旦扎根新土，便会改易籍贯。

张闿字敬绪，丹阳人，吴辅吴将军（张）昭之曾孙也。--《晋书 张闿传》

薛兼字令长，丹阳人也。祖（薛）综，仕吴为尚书仆射。--《晋书 薛兼传》

张闿，丹阳人，张昭之曾孙也

从时代背景上看，改易籍贯基本可以视作侨人出仕的必由之路。因为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官人法，均由长官（牧、守、公平、中正、州都）在辖区内进行考察推荐，“乡论”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在此背景下，流寓士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出仕机会，因此改易籍贯势在必行。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巴郡临江县中有五大宗族：严、甘、文、杨、杜。常璩还特意标注“甘宁亦县人”，可知魏晋之际，临江甘氏已成巴郡“大姓”。

临江县枳东四百里……严、甘、文、杨、杜为大姓……甘宁亦（临江）县人，在吴为孙氏虎臣也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不难看出，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，甘氏宗族已经扎根益州，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，这也是甘宁可以通过正常宦途出仕益州的历史背景。

甘宁的出仕年龄

《甘宁传》中有一处带有歧义性质的描写，即传主“贼害”郡中，“至二十余年”，之后才“止不攻劫”，出仕州郡。

（甘宁）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，作其发负，至二十馀年。止不攻劫，颇读诸子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此处的“二十余年”涉及到翻译问题。若将之理解为甘宁在巴郡地方作恶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，则与甘宁的年龄及履历不符。

兴平元年（194）是甘宁人生的分水岭，是年他反叛刘璋，战败后亡入荆州。因此他“贼害”郡中，必然在此之前。

兴平元年，（刘焉）痈疽发背而卒。--《蜀书 刘焉传》

（刘）焉死，子（刘）璋代为刺史……荆州别驾刘阖，璋将沈弥、娄发、甘宁反，击璋。--《英雄记》

按甘宁“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”的行径来看，彼时其年龄下限不会低于十五岁，若如此，“二十余年”后的甘宁，年龄便会逼近四旬。此时他“止不攻劫，颇读诸子”，出仕后再历经“计掾”、“郡丞”的升迁考核，那么兴平元年（194）的甘宁，年龄至少在四旬以上。

（甘宁）少有气力，好游侠，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（甘）宁本南阳人，其先客于巴郡。宁为吏，举计掾，补蜀郡丞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这里存在一处矛盾记载，即建安十九年（214）甘宁从攻皖县，“手持练，身缘城，为吏士先”。是年（214）与兴平元年（194）相距二十年，若甘宁真的在巴郡之中“贼害”二十余年，那么他“手持练，身缘城”时的年龄便不会低于六十岁，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
（建安）十九年五月，（孙）权征皖城。--《吴书 吴主传》

（甘宁）从攻皖，为升城督。宁手持练，身缘城，为吏士先，卒破获朱光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甘宁从攻皖，手持练，身缘城，为吏士先

学者卢弼对陈寿的记载亦持怀疑态度。他认为甘宁在郡中贼害至多“十余年”，怀疑“二”字为衍文，否则“史文为误”。

刘璋于兴平元年为益州刺史，甘宁击璋，走荆州依刘表，在建安初年，中间安得有二十余年？疑衍“二”字，否则史文为误。--《三国志集解》

其实卢弼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，即“史文为误”。在笔者看来，或者“二”字为衍文，或者“年”字为衍文。比较合理的解释，是甘宁在郡中“贼害”，前后“至二十余”。即甘宁的游侠生涯，在他二十余岁时便已结束，之后读书仕宦，出仕州郡。

若此设想成立，便可完美契合甘宁的年龄与履历。换言之，他在皖城之战、合肥之战时不过四十余岁，正值盛年，“为吏士先”、“出斫敌营”的行为也便合乎情理。

“计掾”与“蜀郡丞”

甘宁在益州的仕宦之路，是先“举计掾”，后“补蜀郡丞”。应该说，这是地方豪强才拥有的特别待遇。

（甘）宁为吏，举计掾，补蜀郡丞，顷之，弃官归家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“计掾”即州郡的“上计使者”，亦作计佐、计吏。按甘宁为“巴郡临江人”，他充当的应是巴郡的计吏。

所谓计吏，即负责将所在辖区钱粮、赋税、户口等考绩指标上报于上级单位的属员，该职责称作“上计”，类似现代之“述职”。县邑上计于郡国，郡国上计于中央，州刺史亦上计于中央。

（郡县主官）皆掌治民，显善劝义，禁奸罚恶，理讼平贼，恤民时务，秋冬集课，上计于所属郡国。--《续汉书 百官志》

上计使者的人选，因时而变。西汉初一般由郡国长官躬行，东汉时则委之于掾属中地位较高者，官长不再事必躬亲。

上计使者，时代先后，颇有不同。封建时代，述职之制，诸侯自行，故上计之法之初行也，亦由长官自奉计簿送于中央……东汉之制，略从省简……但遣丞、尉以下，令、长不自行也。--严耕望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》

“上计”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，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。比如“少孤”、“家贫”的邓艾，本为“稻田守”、“丛草吏”，微末至极，他在担任“典农纲纪”时，因为得到了“上计”的机会，拜谒了太尉司马懿，便被延揽为（太尉）掾，遂仕宦洛阳，最终发迹。

（邓艾）少孤……为稻田守、丛草吏。同郡吏父怜其家贫……后（邓艾）为典农纲纪，上计吏，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。宣王奇之，辟之为掾，迁尚书郎。--《魏书 邓艾传》

注：典农，即典农中郎将，位同郡守，见《常道乡公纪》；纲纪，即功曹，属于郡、县中的高级掾属。州一级功曹称“治中从事史”，简称治中。

是岁，罢屯田官以均政役，诸典农（中郎将）皆为太守，（典农）都尉皆为令、长。--《魏书 常道乡公纪》

从历史发展看，虽然邓艾担任“纲纪”时的境遇已比之前改善不少，但真正令他飞黄腾达的，还是“上计”赋予的宝贵机会。侧面亦反映出，出仕即担任计掾的甘宁，宦途比“孤贫”的邓艾要顺畅得多。

邓艾上计吏，因使见太尉司马懿

东汉时代，“郡国计吏多留拜（洛阳）为郎”，可知这一职务亦可视作中央的储备干部。

时，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，（杨）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，帑臧空虚，浮食者众。--《后汉书 杨震传》

汉末三国时，出仕为计吏、计掾者，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。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“为计掾”、许靖“举计吏，察孝廉”、蒋济“仕郡计吏、州别驾”、姜维“仕郡上计掾”。

注：郑玄事见《邴原别传》、蒋济事见《魏书》、许靖、姜维事见《蜀书》，文多不引。

郑玄“隐修经业”，属于汉末儒宗；蒋济“才兼文武，每军国大事，辄有奏议”；许靖“清谈不倦”，与从弟许邵（月旦评创始人）知名当世；姜维“凉州上士”，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。

许靖字文休，汝南平舆人。少与从弟劭俱知名，并有人伦臧否之称。--《蜀书 许靖传》

（诸葛）亮与留府长史张裔、参军蒋琬书曰：“姜伯约忠勤时事，思虑精密，考其所有，（李）永南、（马）季常诸人不如也。其人，凉州上士也。”--《蜀书 姜维传》

不难看出，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，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，这与计掾、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。换言之，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，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，这也符《宁传》记载的传主“颇读诸子”、“开爽有计略”。

（甘宁）止不攻劫，颇读诸子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通过“计掾”的身份，不难推测甘宁能够“补蜀郡丞”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。

按前引《英雄记》，甘宁出仕益州，当在刘焉统治时期。刘焉初治绵竹，后徙治成都，刘璋遂因袭之。甘宁既为巴郡计掾，那其“上计”时应赴成都汇报，成都县又属蜀郡，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，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。

（刘）焉徙治绵竹，抚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阴图异计……时焉被天火烧（绵竹）城，车具荡尽，延及民家。焉徙治成都。--《蜀书 刘焉传》

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，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。按《续汉书 百官志》，内地之郡置长史、郡丞各一；边地之郡“丞为长史”。东汉时“郡太守、诸侯相病，丞、长史（代其）行事”，可知郡丞之于郡守，便近似于常务副职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“代行郡守事”。

建武六年三月，令郡太守、诸侯相病，丞、长史行（郡守）事。--《古今注》

以同时代人物为例，诸葛亮之父诸葛珪，在宗族流徙之前（尚未失势时）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，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（190-193）便成为蜀郡郡丞，比诸葛珪的仕宦起点要高得多。

注：按《英雄记》，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（194），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。

父（诸葛）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（泰）山郡丞。--《蜀书 诸葛亮传》

亮父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山郡丞

东汉时有“三互法”（见《蔡邕传》），即“任官避籍”制度（官避吏不避），由非本籍士人担任地方官长（官），地方官长再举用本地豪强充任官府属员（吏）。

甘宁为吏则为巴郡计掾，为官则至蜀郡郡丞，结合甘氏在临江为“五大姓”之一（见前引《华阳国志》），充分证明他必定是益州地方的头面人物，绝非寻常的草寇蟊贼。

甘宁的豪强、富室背景

如前所述，落籍巴郡，宦途坦荡的甘宁，无疑出自益州地界的豪强之家，因此看待甘宁的“游侠”行为，便需要结合其出身背景，不宜单纯以强盗视之。

甘宁的装扮十分具有迷惑性。他行劫时“群聚相随，挟持弓弩，负毦带铃”，审美可谓怪异。

（甘宁）有气力，好游侠，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；群聚相随，挟持弓弩，负毦带铃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所谓“负毦”，即背插鸟羽兽毛织物。韦曜注释《国语》时，便将“鸟羽系于背”比作“负毦”。可知甘宁行劫之时，前呼后拥，背插鸟羽，腰悬铃铛，因此“民闻铃声，即知是宁”。

《国语》：晋攻狄，叔虎被羽先升，败之。韦昭（即韦曜）曰：羽，鸟羽。系于背，若今将军负毦矣。--《国语注》

鉴于甘宁的审美观念怪异，因此易被误解为出身层次有限，文化水准不高；其实这种怪异装束，在彼时的巴郡（甘宁老家）并不算特立独行，与门第高低亦无关联。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魏晋时期，益州巴郡“贼盗公行，奸宄不绝”，又有“女服贼千有余人，布散千里”，已成地方盛景。相较于“女服贼”，“负毦带铃”的甘宁，顶多算是审美奇特，任侠之时喜好夸耀于众。

是以贼盗公行，奸宄不绝……又有女服贼千有余人，布散千里，不即发觉，谋成乃诛。--《华阳国志 巴志》

东汉末年政局混乱，游侠之风盛行。其中既有臧霸、孙观这种出身较低，被视作“强盗”的游侠；也有袁绍、袁术、张邈、曹操这种兼备“名士”身份的游侠。

当时还有一个臧霸，本来是泰山一带的强盗。--吕思勉《三国史话》

从甘宁的宗族出身（临江五姓之一）与仕宦起点（巴郡计掾）来看，他明显属于后者。即豪强之家的不肖子，以游侠之事为乐。

按甘宁“藏舍亡命，闻于郡中”的记载看，他的行径与刘縯、刘秀兄弟具备相似之处。

两汉之交，刘縯兄弟在南阳“臧（藏）亡匿死”，而“吏不敢至门”，可见这一级别的豪强明显凌驾于治安体系之上。而甘宁“藏舍亡命，闻于郡中”，甚至还可以接待“属城长吏”，乃至“隆厚者乃与交欢”，与当年的刘縯兄弟毫无二致。

（公）主曰：“文叔（指刘秀）为白衣（指百姓）时，臧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。今为天子，威不能行一令乎？”--《后汉书 董宣传》

（甘）宁轻侠杀人，藏舍亡命，闻于郡中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人与（甘宁）相逢，及属城长吏，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；不尔，即放所将夺其资货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甘宁轻侠杀人，藏舍亡命，闻于郡中

甘宁在巴郡作恶多端，“属城长吏”却拿他无可奈何，侧面反映出其家族在当地必是雄霸一方的豪强。相较而论，关羽、臧霸等人轻侠杀人之后便被迫“亡命”外州（臧霸由兖州入徐州，关羽由司隶入幽州），明显不具备甘宁般的权势。

关羽字云长，本字长生，河东解人也。亡命奔涿郡。--《蜀书 关羽传》

关羽早年记载不详，或出自单家。臧霸劫狱时能够“将客数十人”，应出自低等豪强，即使如此，他还是被迫“亡命东海”，可见其家世背景无法庇荫其人身安全。

太守大怒，令收（臧）戒诣府，时送者百馀人。（臧）霸年十八，将客数十人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，送者莫敢动，因与父俱亡命东海。--《魏书 臧霸传》

两相对比，与“属城长吏”交好，“贼害”郡中“至二十余年”的甘宁，其家世能量究竟如何，也便不言自明。

同时代中，类似甘宁般豪强出身的游侠，案例甚多。曹操“好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”，张邈“以财救人”，皆属此类。

再比如袁氏兄弟，出身门阀之家（比甘宁的门第高得多），却均具备游侠色彩。袁绍“坐作声价，好养死士”，早年还曾参与抢婚一类的无赖行迹（见《世说新语》）；袁术“以侠气闻，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”，也是一丘之貉。

赵忠言于省内曰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好养死士，不知此儿终欲何作。”--《后汉书 袁绍传》

（袁术）少以侠气闻，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，后颇折节。--《后汉书 袁术传》

相较而论，袁术“好奢淫，骑盛车马，以气高人”的行为，与甘宁“步则陈车骑，水则连轻舟”的炫耀之举，并无本质区别。袁术有“路中捍鬼”的诨号，甘宁亦有“锦帆贼”的恶名，均属豪强之家的不肖子。

（袁术）为长水校尉，好奢淫，骑盛车马，以气高人。语曰“路中捍鬼袁长水”。--《北堂书钞》注引《魏书》

（甘宁）出入，步则陈车骑，水则连轻舟，侍从被文绣，所如光道路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甘宁出入，步则陈车骑，水则连轻舟

甘宁出游，“常以缯锦维舟，去或割弃，以示奢也”。其同僚贺齐，“所乘船雕刻丹镂，青盖绛襜”，便被时人称作“奢绮”；那么甘宁“以缯锦维舟”的豪奢程度也便一目了然，可知其家族不止是豪强，同时也是富室。

（甘宁）住止常以缯锦维舟，去或割弃，以示奢也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（贺）齐性奢绮，尤好军事，兵甲器械极为精好，所乘船雕刻丹镂，青盖绛襜，干橹戈矛，葩瓜文画。--《吴书 贺齐传》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临江县盛产井盐，以至“一郡所仰”，而“豪门亦家有盐井”。按甘氏为临江五姓之一，可知其家族很可能亦拥有私人盐井。两汉魏晋时盐铁专营，掌握了食盐，便掌握了财富命脉。甘宁也因此具备了交结“属城长吏”的底气，以及“以缯锦维舟”的资本。

临江县枳东四百里，接朐忍。有盐官，在监、涂二溪，一郡所仰；其豪门亦家有盐井。又严、甘、文、杨、杜为大姓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从历史角度看，甘宁“以缯锦维舟”的铺张行径，与后世的石崇、王恺颇具相似之处。王恺“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”，石崇“作锦步障五十里”，一时轰动洛阳。

（石崇）与贵戚王恺、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。恺以饴澳釜（用蜜糖刷锅），崇以蜡代薪。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。--《晋书 石崇传》

石崇是大司马石苞之子，家世殷富，然而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，“劫远使商客，致富不赀”，乃至官军扮盗，“任侠无行检”。可见游侠行径不分阶层，孤寒者可为之，富室、强族亦可为之。

（石）崇颖悟有才气，而任侠无行检。在荆州，劫远使商客，致富不赀。--《晋书 石崇传》

小结

甘宁出身豪门，却流徙辗转，飘荡半生，直至入吴后以胆烈闻名，遂为江表虎臣。

作为益州豪右之子，甘宁先后出任巴郡计掾与蜀郡郡丞，宦途一片光明。然而他不安现状，先叛刘璋、再叛刘表、又叛黄祖；仕吴之后依旧故我，不加收敛，“既常失（吕）蒙意，又时违（孙）权令”，乃至被时人视作“斗将”，完全不见昔日的干吏色彩。

甘宁粗暴好杀，既常失蒙意，又时违权令，权怒之，蒙辄陈请：“天下未定，斗将如宁难得，宜容忍之。”--《吴书 吕蒙传》

显而易见，甘宁虽然“颇读诸子”，但他骨子里依旧是“挟持弓弩，负毦带铃”的放浪游侠。

他从诸子百家中汲纳的养分，全部用于军旅生涯，因此“开爽有计略”；而殷富出身养成的奢靡之风，又塑造了他“轻财敬士，厚养健儿”的侠士本色。

（甘）宁虽粗猛好杀，然开爽有计略，轻财敬士，能厚养健儿，健儿亦乐为用命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甘宁壮志所向，既不在案牍之上、亦不在仕宦之旅；而在关羽濑中、在皖县城下、在濡须渡口。在一次次的奋强突固中，甘宁亦无数次梦回少时岁月。

（鲁）肃便选千兵益（甘）宁，宁乃夜往。（关）羽闻之，住不渡，而结柴营，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（甘）宁手持练，身缘（皖）城，为吏士先，卒破获朱光。计功，吕蒙为最。宁次之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曹公出濡须，宁为前部督，受敕出斫敌前营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甘宁阻羽渡河，遂名此为关羽濑

合肥城下，“张辽步骑奄至”，在吴军“鼓吹惊怖，不能复鸣”的绝境中，甘宁“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，壮气毅然”，处险不变，豪气凌人。

张辽觇望知之，即将步骑奄至。（甘）宁引弓射敌，与（凌）统等死战。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，壮气毅然。--《吴书 甘宁传》

魏将张辽奄至，鼓吹惊怖，不能复鸣，甘宁刀欲斫之，于是使（鼓吹）作。--《江表传》

《建康实录》称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（215）冬，即合肥之战同年，或死于战创、或死于疠疫。设使如此，则甘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依旧维持了开爽奔放的游侠之风，在摧锋摇刃的绝境下，踏着累累白骨走完了最后的征程。

（建安）二十年……冬，折冲将军、升城督甘宁卒。--《建康实录》

不必怀疑，若梦回昔日，甘宁依旧是那个“缯锦维舟”、“负眊带铃”的豪门游侠儿。